我們有幸邀請到國內煙霧病治療和研究領域的三位最頂尖專家與會，分別是北京醫(yī)院神經外科主任張東教授、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王嶸教授、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段煉教授。

　　《神刀三人行》是國內首檔神經外科學術談話節(jié)目，它旨在填補該領域深度學術討論視頻內容的空白。節(jié)目采用頂尖專家對談的形式，每期聚焦一個前沿或復雜的專業(yè)議題，通過碰撞觀點、分享見解，為神經外科醫(yī)師提供超越傳統講座與案例展示的學術交流新平臺。

　　

　　三位專家對煙霧病的真實發(fā)病率、鑒別診斷、無癥狀煙霧病處理策略、兒童煙霧病診療方向、煙霧病病因學、手術方式和療效等熱點話題，展開了充分討論。

　　

　　北京醫(yī)院神經外科張東教授：

　　大家好，我原來在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負責腦血管的工作，和今天參加學術座談的王嶸教授原來都是一個團隊的。從2022年7月1日開始，我調到北京醫(yī)院神經外科擔任科室主任。

　　我是從2007年開始大力開展煙霧病的診療工作，到現在也10多年了，得到了段煉教授很多幫助，跟他也學了很多，也吸收了段煉教授長期臨床工作的一些經驗和理念。

　　現在我到北京醫(yī)院之后，我們三個人的合作，就從原本兩個中心，自然變成三個中心，我想這也有利于我們形成一些多中心的共識，來為煙霧病的診療工作做了一些貢獻。

　　北京醫(yī)院神經外科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央保健單位，有很強的腦血管的診療基礎，尤其是在神經介入方面有非常強的診療基礎。我到北京醫(yī)院之后，作為腦血管開刀治療的醫(yī)生，和神經介入團隊是在一個科室里工作了，這更有利于對這些缺血性腦血管病病因學以及外科治療理念上認識的提高。

　　

　　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王嶸教授：

　　大家好，我在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腦血管二病房工作，擔任科室副主任，今天很高興能夠跟大家一起分享關于煙霧病的診療體會。實際上，國內最早大規(guī)模做煙霧病的醫(yī)生就是今天來參加學術座談的段煉教授。

　　在此之后的2009年，我們在趙繼宗院士的倡導之下，與我的師兄張東教授一起，在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也建立了一個以缺血性腦病手術為主要特色的病房，就是現在的神經外科腦血管二病房。

　　我主要從事的專業(yè)主要說缺血性腦血管病，比如煙霧病、頸動脈狹窄的傳統手術的治療和診斷。在我的老師趙繼宗院士、我的師兄張東教授的帶領之下，我目前對于煙霧病還有包括其他一些缺血性腦病診療也有一些初步的積累和體會，也希望能夠在前輩們的指引之下，能夠把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完善更深入，能夠更好地為廣大患者進行診療服務。

　　

　　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段煉教授：

　　大家好，我原來在解放軍307醫(yī)院神經外科工作，現在是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目前，我在解放軍總醫(yī)院第一中心和第五中心都有工作和病房，第一中心是原來的301醫(yī)院，第五中心是原來的307醫(yī)院。

　　第一中心影像學的條件很好，但是手術治療的條件第五中心也非常好。因為我們是從五中心起的步，我們所有的手術設備都是國際上最先進的裝備。

　　我個人最開始是做神經腫瘤的，從日本學習回來后，從2002年開始系統的開展煙霧病的診斷、治療和研究。初期得益于前輩的大力支持，第一位是解放軍總醫(yī)院李寶民教授，第二位是宣武院凌鋒教授，第三位是天壇醫(yī)院的吳中學教授。這三位都是做血管內治療的，那個年代煙霧病的診斷主要依靠血管內介入能夠發(fā)現。

　　當然，很多神經外科前輩，都是我的老師，給了我很多的幫助，包括今天參加學術座談的張東、王嶸兩位主任，我們一起走過了中國煙霧病20多年的歷程。

　　現在我們團隊做了1萬例次的煙霧病手術，總體結果正在陸續(xù)發(fā)表。

　　煙霧病在中國究竟是不是罕見病?

　　要點摘錄|神刀三人行第1輯第1期

　　北京醫(yī)院神經外科張東教授：腦血管的無創(chuàng)檢查，在各基層醫(yī)院廣泛推廣之后，就發(fā)現很多煙霧病相關癥狀的患者。

　　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王嶸教授：煙霧病發(fā)病率和地域有很大的關系，在河南、山東、江西等區(qū)域，煙霧病的發(fā)病率要遠遠高于現有的流行病學資料。

　　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段煉教授：煙霧病應該不是一個疾病，而是一類疾病，中國實際的發(fā)病率可能比我們認為的要多得多。

　　

　　段煉教授：今天非常榮幸能和北京醫(yī)院的張東教授，天壇醫(yī)院的王嶸教授一起來分享在煙霧病診斷治療過程當中的體會。我本人是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的段煉醫(yī)生。

　　今天第一個話題，煙霧病是不是罕見病?在20年前在我們中國的教科書，無論是內科教科書，還是外科教科書，都說煙霧病是罕見病或者是少見病，都是這么說的，但是現在究竟什么叫罕見病?國內目前好像還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

　　根據相關數據統計，中國的罕見病有7000多種，而且每年大概有 250至280的新發(fā)的罕見病在出現。

　　回到我們的正題，煙霧病它是不是罕見病?有的國家是按總人口來定義罕見病，比方說美國是少于20萬的，定義為罕見病。我們通常按百分比定義罕見病，患病人數占總人口的0.65‰～1‰的疾病為罕見病。

　　如果按照這個定義，煙霧病是不是罕見病?那可能會算，但是中國的煙霧病到底是多少?我們沒有人知道。因為我們這么大的國家，十幾億的人口，缺乏一個準確的流行病學數據。

　　在日本來看，其煙霧病患病率是比較高的，在10/10萬- 15/10萬，也就是在萬分之一左右，按照剛才說的千分之一的標準，就算罕見病。

　　但事實上，我們這幾位都有體會，中國的煙霧病，就是腦缺血性腦血管病，實際上比我們掌握的數據要高很多。

　　我記得王擁軍院長和中國卒中協會王隴德院士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有一個口號，心腦血管病是中國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也是致殘率最高的疾病，好像是每6秒鐘就有一個因為心腦血管病致殘的患者，每6秒鐘就有一個新發(fā)的，還有每6秒鐘就有一個死亡的。

　　那么煙霧病是心腦血管病當中的一種類型，我不知道二位有什么體會，我覺得煙霧病應該不是一個疾病，而是一類疾病。從這個角度來講，煙霧病就不是一個少見病或罕見病了。

　　

　　張東教授：是的，非常同意段教授說的，煙霧病是一類疾病，可能有動脈粥樣硬化造成的原因，也有可能咱們還不知道的原因，還可能還有血管炎的原因，甚至可能有些是動脈夾層，最后形成這樣一種類煙霧病的血管造影表現。 那么如果把這些煙霧病，包括所有所謂的類煙霧病，或者說煙霧綜合征加在一起的話，那么煙霧狀的造影表現，這樣一種病理狀態(tài)，肯定就不是一個罕見病了，而且甚至于可能比遠遠比我們想象的要高發(fā)得多。

　　

　　王嶸教授：我想煙霧病之所以被說成是罕見病，可能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現行的醫(yī)學尤其是學校的體系，很多資料都來自于國外，包括煙霧病，煙霧病在國外的教科書里面都用 Rare(罕見)這個詞。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到所有學術雜志，和近期發(fā)表的絕大多數跟煙霧病相關的研究中，在前期的 Background(背景)這部分里面，介紹煙霧病通常都用到了Rare這個詞，這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但是煙霧病到底是罕見病還是常見病，實際上和地域有很大的關系。 從國內的煙霧病發(fā)病率來看，由北向南有遞減的趨勢，在中原地區(qū)尤其是河南、山東，另外還有江西、內蒙古等地區(qū)，實際上的煙霧病發(fā)生比例可能要高于現在流行病學調查的比例。 就像段煉教授說的，國內目前可能缺乏比較大規(guī)模，甚至是區(qū)域地區(qū)的流行病學調查，所以煙霧病的發(fā)病率和患病率等資料并不是特別詳實。 但是從咱們臨床上的感覺，在某些區(qū)域，尤其是河南、山東、江西這些區(qū)域，可能其的發(fā)病率要遠遠高于現有的流行病學資料。 南方可能是天氣的原因，即便有煙霧病，但是不發(fā)病，也不去醫(yī)院看，我們就很難知道到底是有多少病人。

　　段煉教授：剛才兩位教授說的我都特別同意， 在歐美人煙霧病肯定是 Rare，肯定是少見。但在中國實際上肯定不是這樣。雖然具體數據我們目前缺乏，但是我們能感受到。

　　兩位專家是天壇醫(yī)院和北京醫(yī)院的，病人是很多的，我原來在的307醫(yī)院，應該不是一個特別有名的醫(yī)院，但在10多年前，就有全國各地的病人來就診。

　　我也注意到，剛才王嶸教授所說的有地域高發(fā)傾向。而且現在全國各地都在做煙霧病，幾乎每一個省級醫(yī)院都在做，那就說明煙霧病確實是比我們想象的要高發(fā)得多，是對健康危害很大的一類疾病。

　　因為煙霧病發(fā)病都是偏年輕的，包括青少年、中壯年，甚至小兒，不像老年動脈硬化，年輕人患病的危害更大，所以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王嶸教授：就像段教授說的，腦卒中這類疾病，國家從戰(zhàn)略層面上現在給予很大重視，因為不像惡性腫瘤，腦卒中患者可能是長期生存的，而且屬于慢性病的急性發(fā)作，造成的后果對社會和家庭的負擔相對比較重。 其中煙霧病又和常見的動脈粥樣硬化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來的腦卒中疾病還不太一樣，煙霧病危害的更多的是年輕人、青壯年，甚至兒童發(fā)病的比例也相對比較高。 所以煙霧病這類疾病對于整個人群，尤其是青壯年、年輕人、兒童的影響，可能要比常見的動脈粥樣硬化引起的腦卒中要高得多�，F在，大家對煙霧病的重視程度是在逐年增加的。

　　張東教授：煙霧病作為腦卒中的一種形式，既可以引起缺血的急性發(fā)作，也可以引起出血的急性發(fā)作，因此這些年很受重視。這些年引起重視的另外一個因素，至少我感覺煙霧病患者在明顯增多，因為腦血管的各種檢查，在各基層醫(yī)院甚至于縣醫(yī)院廣泛推廣之后，就會發(fā)現很多煙霧病相關癥狀的患者。 當然這里有個時間差，腦血管無創(chuàng)的檢查廣泛推廣之后，要延遲一些年或一些年后出現。因為一開始發(fā)現之后，基層醫(yī)生可能會認為煙霧病沒有什么可治的，或者也沒有往上級醫(yī)院去送。過了這個時間差，我們明顯的發(fā)現煙霧病病理狀態(tài)的患者確實越來越多了。

　　最早如何接觸煙霧病?記憶深刻的治療案例?

　　要點摘錄|神刀三人行第1輯第2期

　　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段煉教授：20年前我剛開始煙霧病治療時，患者都不太接受手術治療，我的第一個患者治療后，一直和我保持聯系，出院后能夠自己開車，也建立了自己的工廠，前幾年還當選了村黨支部書記。

　　北京醫(yī)院神經外科張東教授：早期我們治療煙霧病時，遇到一些患兒是是偏癱入院的，做完貼敷手術，就立竿見影，患兒的胳膊就能抬起來了。但最近這些年反而遇不到這樣嚴重的病例了，這些都很值得研究。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王嶸教授：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早期的一例煙霧病搭橋手術，患兒只要兩歲，腦血管很細，但搭橋手術效果很好，患兒術后六七天就能站起來了，現在隨訪已經上初中了。

　　

　　段煉教授：我做煙霧病手術有20年了，到今年年底，已經有1萬多例次手術了。最開始的時候，就是我一個人在做這個事情，所以每一個病人的生物資料等，我都保留著，而且我自己跟病人本人還有聯系。我的第一個病人，應該是在2002年，那個時候大家還不太做煙霧病的手術。他得了煙霧病后，從上海、廣東輾轉到北京找到我們。當時大部分人煙霧病患者不太接受手術。后來我跟他談了一兩個小時對煙霧病的理解和手術處理的方式，他說晚上回家回家想一想，第二天他就來住院。

　　為什么住院?他說自己的一個親戚在美國留學，在圖書館查了文獻，我們說的和國外說的一樣，是比較可信的，所以就在這做手術。

　　這個病人他當時是30多歲，有偏盲，最主要的是失讀。我感覺他癥狀比較重，就做一個枕一個顳，兩個手術。從早上做的，不像現在手術那么快，都到5點了才做完。手術后第三天查房的時候，那個病人突然就說，段主任，我能認字了。當時我們病房比較破，冬天時窗戶是用報紙糊上的，他就能躺床上能認識報紙上的字。我說你看看我這個胸牌，他也能念出來了。當時，我就覺得煙霧病比我們想象的，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是可以去探索。

　　這個病人后來就一直和我保持聯系，后來越來越好，能夠自己開車，也建立了自己的工廠。就像講故事一樣，他前年給我打電話，當選為咱們最基層的領導村黨支部書記。這是很不錯的。

　　最近，我計劃搞一個萬例煙霧病患者的分享活動，他是我第一個病人，我也準備把他請過來。

　　這樣的故事是想說，接著剛才兩位教授的話來說，煙霧病跟其他病還有不一樣的地方，我們現在早期的干預，大部分病人是能夠獲益的。

　　剛才王嶸教授提到青少年患者，張東教授提到現在的早期篩查，甚至無癥狀煙霧病患者。有的煙霧病患者早期不是說沒有癥狀，其實煙霧病最早期癥狀可能就是頭部的不舒服，頭疼、頭暈這種癥狀。你說你誰沒有個頭疼頭暈，頭疼頭暈不一定是煙霧病，但煙霧病可以引起頭疼頭暈，早期缺血就是這個癥狀。

　　張東教授說了，煙霧病可以引起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實際上我理解所有類型的卒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煙霧病。煙霧病既可以引起所有類型的腦缺血，也可以引起所有類型的腦出血，腦實質出血、腦室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

　　缺血性卒中，從輕到重，從頭疼、頭暈、TIA、腦梗塞頻發(fā)，越到頻發(fā)腦梗塞的，這樣的由輕到重的所有過程，煙霧病都會引起來。我們國家卒中的發(fā)病率死亡率都很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煙霧病，煙霧病是可以通過早期的干預，減少這些問題的。如果早期的干預的話，國家也是這個政策，就可以讓更多的人更健康的來生活下去。

　　

　　張東教授：段教授大概是在2002年開始接觸到煙霧病的病例，雖然我比段教授工作時間晚，但其實我第一次接觸煙霧病是在30年前。我記得非常清楚，1992年我剛剛進科，在天壇醫(yī)院神外一病區(qū)就是小兒神外轉科，那天晚上就跟著上級醫(yī)生一起值班，一個腦室出血的小孩，當時小兒組的老大夫就跟我說這是一個“磨牙病”，當時我還沒聽明白怎么叫磨牙病，因為Moyamoya(煙霧病)他們就簡稱為磨牙病，當時很忙，等第二天我就在追問這個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第一次接觸到煙霧病。

　　而且當時做的腦室引流，清除血腫并引流出來，但是這個病，當時還說是治不了，30年前當時說的是治不了。我當時轉科在小兒組轉三個月，然后就轉走了，然后再一次回過頭來接觸煙霧病，那么就是2000年之后的事了。那個時候煙霧病確實也不多，90年代時無創(chuàng)的腦血管檢查在基層也沒有太推廣，只是非常偶爾的接觸到煙霧病。

　　也大概是在二零零幾年的時候，像段主任說的那樣，我們接觸過的煙霧病孩子有些是偏癱的，然后做完手術就立竿見影，孩子的胳膊就能抬起來了。我們做了一個貼敷、間接血運重建手術，患兒的胳膊就抬起來了。但是這幾年反倒接觸不到了這樣的病例了，就是說手術前就已經重到那種程度的患者，相對比較少了，非常奇怪。小孩剛做完手術胳膊就抬起來了，成人都很少見這種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表現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王嶸教授：實際上是我們印象最深的往往是自己最早接觸到的病人，后來做多了，一年做幾百例手術的時候，實際上留下的印象都不太深了。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早期跟著張東教授，我們一起去做煙霧病的治療。當時有一個兩歲的煙霧病患兒，兩歲多的小孩，相對來說血管比較細，我做的術式更多的是聯合術式。正巧在做這例手術之前，我看了美國的Discovery的紀錄頻道上面，專門用一期節(jié)目報道了一個三歲白人小孩的煙霧病，因為煙霧病在歐美確實是很罕見，所以就為這一個煙霧病的病例拍了一個紀錄片。那個小孩發(fā)病后，一開始沒有醫(yī)生能認識，到最后才確診是煙霧病，美國的教授做的是血管搭橋手術，術后小孩恢復的挺好。

　　當時，我想國外那么做的，說是做的最小的這種病例這種搭橋手術，當時兩歲多小孩，后來我一想國外說最小年齡是三歲多的能做搭橋手術，那么我這兩歲多的病例，應該也能完成搭橋手術。后來我們做了搭橋手術，做完了也是像張東教授和段煉教授說的一樣，小孩術前站著的時候，只能靠奶奶頂著，站也站不穩(wěn)。術后六七天的時候，這小孩自個已經能爬起來站立了。這個小孩過了半年之后，我又給做了對側的手術。前幾年復查的時候，孩子現在已經上初一、初二了，狀態(tài)一直都是非常好的，這是一個山東棗莊的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

　　還有一個病例，我印象也非常深刻，但不是我們做的，這個病例是我們在門診看到的，是大概將近30年前，當時大慶一家醫(yī)院的主任給做的搭橋手術，來復查的時候，我們在門診看了復查的造影，非常漂亮，維持了將近30年，血管通暢得非常好�；颊咴趯⒔�30年期間沒有再受到缺血的困擾，所以說效果非常好。

　　后來我去大慶開會，但我不知道這位教授的名字，患者自己也記不住了，所以問問當地的醫(yī)生，看還有沒有能夠查到這位老師的信息，能去拜訪一下。然后后來很遺憾，一直沒有查到。但這個病例一直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說前輩們對我們這一代醫(yī)生，為這煙霧病病進一步往下走，是很大的鼓舞。

　　段煉教授：我特別同意王教授張教授的意見，要說起歷史，其實我也有一些很深刻的感受。我1984年畢業(yè)來到北京的時候，我們醫(yī)院叫307醫(yī)院，當時是段國升教授擔任神經外科的主任，他想把解放軍307醫(yī)院建設成解放軍的神經外科研究所，業(yè)務特色就是做缺血性腦血管病的搭橋手術。

　　我個人是2002年系統地開始煙霧病手術治療，其實從我們來的時候，段國升教授就有解剖實驗室，讓我們做顯微外科的訓練，就做缺血性腦血管病，就開始做煙霧病。那時候我記得段主任的煙霧病工作成果還獲得過軍隊的醫(yī)療成果三等獎。他們是前輩，前輩們在煙霧病上是做了好多的努力的。

　　說起這個，還是真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天下午我在開神經外科支部會的時候，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你是段主任嗎?幸虧我還比較客氣，對方說我是段國升，我有點事，想跟你說兩句，你方便嗎?我趕緊說，能有什么不方便，請您指教。

　　段國升主任他這段話說的我現在還記憶猶新，他說，聽說你把煙霧病的手術方法重復出來了。他用的是重復這個詞，因為煙霧病手術是日本人先做的，不是咱們先做的。段國升主任挺高興的，但同時告誡我，患者的肌力，從1級變2級，這沒什么用，患者還在床上呢，你要讓2級變3級到4級，要讓病人站起來。

　　那個時候，段國升主任年事已高，是在家里給我打這個電話，第一是我們做出了一點成績，他為你高興，他也很科學地說，你這是重復出來的，不是你自己的，但重復出來也算一個進步。但同時告誡你，這要注意患者功能的恢復，這個理念很先進的，就是功能康復。

　　然后，段國升主任說到煙霧病的發(fā)病機制，現在的條件好了，你們應該更深入的研究，同時你們資料比較完整，應該把病人的所有的病例的臨床資料、生物樣本的信息，很好地收集，認認真真地研究。所以，我按照段國升的指示，才走到了今天。

　　我就特別同意王嶸教授這個觀點，我們現在能有一點點進步，一定是在我們前輩的基礎上得來的，我相信我們幾位，也會為后來的年輕的同事也會奠定一個更好的基礎，這樣才會越走越好。

　　無癥狀煙霧病患者的特殊性

　　要點摘錄|神刀三人行第1輯第3期

　　1、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王嶸教授：基于高級功能檢測發(fā)現的認知缺陷，對當前“無癥狀煙霧病”的臨床定義提出了挑戰(zhàn)。

　　2、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段煉教授：對于兒童無癥狀煙霧病患者，尤其低齡兒童，我們三人觀點一致，應該盡早，更積極去改善這種低灌注或者缺血的狀態(tài) 。

　　3、北京醫(yī)院神經外科張東教授：對于成人的無癥狀煙霧病，認知功能評估可為手術決策提供依據;而對兒童無癥狀患者，一旦確診則應采取積極的手術治療。

　　

　　王嶸教授：段教授、張教授，我不知道二位對于無癥狀煙霧病有沒有些新的理念。

　　現在所謂無癥狀煙霧病可能也是打著引號，因為對于煙霧病癥狀的理解，比如缺血性疾病，從臨床上可能更多是對側肢體是不是有感覺障礙，語言有沒有功能障礙等。這都是大腦初級功能障礙來判定他到底有沒有癥狀。

　　但實際上，我們在臨床上，可能忽略了很多作為大腦比較高級的功能，比如認知、情感等。

　　在臨床上，我對于煙霧病指征的把握可能相對比較嚴：如果沒有核磁影像學支持的相關缺血病灶，或者反復發(fā)作的缺血事件等，一般來說大多數病人可以采用觀察，當然這主要指成人，兒童除外。兒童一般發(fā)現了，我們更多采取更積極的方法。

　　近兩年，我?guī)е�自己團隊就是用功能磁共振、臨床心理學測試量表等方式，當然，這種測試量表比普通臨床量表可能寬泛些，篩查出來很多所謂的無癥狀煙霧病。他們在認知方面存在著和正常人比較明顯的弱項，比如計算能力、記憶能力、工作注意力等等。這些能力確實存在比較明顯的差距，但它能不能夠列入到這種無癥狀的體系里面?現在我也有困惑，不知道二位教授對此有什么樣看法?

　　

　　段煉教授：王嶸教授確實談了一個很好的話題，為什么有無癥狀的煙霧病說法呢?所謂的有或無癥狀，我理解是病人因為某種不適，特別是肢體不能運動，影響到最基本的身體功能，比如不會說話，剛才王嶸教授講的肢體不能動，或者特別劇烈的頭疼等，他才來醫(yī)院就診，這叫有癥狀。

　　隨著檢查手段的提高，我們對腦認知功能的理解，發(fā)現很多病煙霧病病人是存在認知功能的缺陷，這是毫無疑問。我在日本剛接觸煙霧病的時候，在老師寫的書里，當時叫社會行為能力的下降;無論是成人和兒童，有些病人有很明顯的情緒及焦慮急躁等癥狀，自己不能完全控制，這是缺血性疾病的一種表現，而且這種表現有共同點，也有個體化差異，所以不太好掌握。

　　正如剛才王嶸教授說，所謂無癥狀的煙霧病病人，我們要對他認知功能有更多的關注，特別低齡兒童，因為王教授、張教授在做這項工作，在日本早年也做這項工作。我那位老師說大概75%的病人從發(fā)病到第三年開始，和同齡正常兒童相比其學習能力會下降，所以兒童要早期改善他的這種缺血癥狀。

　　實際上，煙霧病病人早期有認知功能的缺陷，我們在臨床工作發(fā)現病人功能認知功能有缺陷，改善他的血供，對他的認知功能有明顯改善。

　　以我之前做過的兒童病例舉例，這是名哈爾濱患者，當時讀初中，頭疼不能夠堅持下去，無法上課，最后檢查是煙霧病。找到我給他做了手術，術后頭疼緩解了，其老師給他的評價是“做手術之前，學習很努力，做手術之后學習很聰明”。他自己的感受是“做手術之前，我做數學題目考慮起來就頭疼，做完手術之后，數學的答案就如泉水一樣涌出來了”。

　　王嶸教授：正如有的人說，煙霧病的手術是可以使人變聰明的。

　　段煉教授：對，它就是使人變聰明。那時日本老師書里也有記載，兒童做完煙霧病手術后考上大學等。很多年以后，這位哈爾濱患者，手術時是初中生，后來真考上了清華，再后來考到哈佛去了。這都說明做完手術對病人的認知功能有改善。

　　所以王嶸教授提出了一個特別好的話題，無癥狀的煙霧病，不僅僅是傳統的身體基本功能，如肢體沒有力量，不會說話等，其高級的功能：情感、認知、記憶、學習能力等也是受影響的。

　　

　　張東教授：我非常同意兩位教授的意見，就是說煙霧病的無癥狀可以分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相對的無癥狀，像剛才段教授舉的例子。不是神經系統定位的癥狀發(fā)作，如半身麻木無力等癥狀。這種劇烈的頭疼可能就是頭疼，也可能是頭暈或者頭昏，或者覺得困倦疲乏等。對這些不是特異性的，并且很難說他是缺血或其它什么原因造成的，正常人也會出現這些癥狀。

　　第二個層面是確實沒有癥狀，因體檢偶然發(fā)現，之后來診斷發(fā)現的，這種是真正的無癥狀。

　　剛才王嶸教授說的認知評價，我們在天壇醫(yī)院的這個團隊很多學生都在做這種認知的評價，也發(fā)表了相關的文章，確實可以看到這兩對照組(無癥狀的煙霧病患者和同齡的正常人)，像工作注意力等某些環(huán)節(jié)的指標認知功能確實有改變。但并不是說每一個煙霧病的病人都有改變，我們也確實能夠區(qū)分出來，煙霧病這一組有些認知功能沒有受影響，確實有些受了影響。

　　對于成人來講，我們將來可能把這種認知功能的區(qū)分來作為一種手術的指征，我是完全贊同的。

　　對于兒童，尤其是低齡兒童，即使他是無癥狀的，我們手術也是更積極的，不需要去評價認知功能。

　　段煉教授：因為成人神經系統發(fā)育完善了，兒童的神經系統還在繼續(xù)發(fā)育，兒童在缺血的這種狀態(tài)下發(fā)育，會影響到神經系統發(fā)育的完整性。所以我們三人觀點是一致的，應該盡早，兒童尤其是低齡兒童，更積極去改善他這種低灌注或者缺血的狀態(tài)。

　　煙霧病手術哪些當“緩行” 哪些應積極?

　　要點摘錄|神刀三人行第1輯第4期

　　北京醫(yī)院神經外科張東教授：手術適應癥的把握，每名醫(yī)生都不一樣，即便對同一個病人不同醫(yī)生可能會有差異。

　　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王嶸教授：對于臨床上癥狀不是特別明顯的成人，甚至單次比較輕微的發(fā)作，或者檢查偶爾發(fā)現的煙霧病等，我一般采取觀察。

　　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段煉教授：第一病人早年有缺血癥狀;第二有影像真實血管的狹窄，第三有灌注的不足，有這三個情況，我們做手術。

　　

　　王嶸教授：對于成人煙霧病，手術確實存在到目前為止我們無法完全消除的一些并發(fā)癥，可能二位教授也有同樣的經歷。對于臨床上癥狀不是特別明顯的成人患者，我一般把握比較嚴，必須有核磁共振能夠看到相應的缺血病灶，或者有反復發(fā)作相應的缺血發(fā)作，我們才考慮手術。對單次比較輕微的發(fā)作，或者那些家庭里有煙霧病成員，自己害怕，或者去檢查偶爾發(fā)現的煙霧病等，我一般采取觀察的態(tài)度。 因為在我的病例里，有的已經觀察超過了5年。在這部分統計里不到30%，在5年之內，這個群體達到了目前我認為需要做手術的指征;那么2/3的人，5年后仍然還可以再觀察，所以我暫時是這種考慮，不知道二位教授的看法。

　　

　　段煉教授：王嶸教授說的比較客觀。關于成人煙霧病的手術指征問題，實際上我們沒有統一的意見，這取決于這個病人的自然病程。因為每一個病人自然史進展的過程，我們不能夠準確判斷，如有的進展快，有的進展慢。有的在他一生中某一段時間進展快，某一段時間處于穩(wěn)定期，所以我們要捕捉病人自然史進展這個點，但是很不好捕捉。這也是有的醫(yī)生主張更積極些，有的不積極的原因。 比如現在包括大醫(yī)院神經內科醫(yī)生。也不一定推薦自己患者到外科醫(yī)生做手術，因為在他經歷的這些病人中，有經過他內科對癥治療，就像剛才王嶸教授講的，他有一些病例觀察很多年并沒有什么變化，他認為這就沒有必要做手術了，這也是有道理的。 我自己是這么掌握手術指征的：第一，病人早年有缺血癥狀;第二，有影像真實血管的狹窄，第三，有灌注的不足，就是腦血流的灌注，腦血管儲備能力在下降。 有這三個情況，我們做手術，至少在我們同行做手術的醫(yī)生認為這個手術是應該做的。因為我們做這手術，特別以間接為主，對患者的干擾更有限，基本上不損害他的大腦。

　　

　　張東教授：非常同意，實際上，手術適應癥的把握，每名醫(yī)生都一樣，這是不可能的。即使同一例病人，分別找我們三位看門診，很可能我們三的傾向性都不一樣，但這種傾向性的決策也不是絕對的。比如同樣給病人做手術，我們按積極性程度打分，A病人可能打60分，B病人可能打90分，這種積極性程度也是有差別，這種決策不是絕對的。包括指南或共識，這種標準也不可能一刀切，因為病人有個體化的情況。 因為每一例病人具體情況不同，醫(yī)生的綜合判斷其實也是相對模糊的。我們不可能只根據病人的癥狀，肯定會結合影像學，包括段教授說的每一例病人自然病程等綜合考慮的結果，有些患者的癥狀性可能是一個畫問號的癥狀性煙霧病，可能就沒建議他做手術。 另外有些情況，這個病人確實沒有癥狀，就是體檢發(fā)現的，但是影像學看他代償很差，實際上還是處于風險之中，這種病人也可能會建議他做手術。

　　王嶸教授：張東教授所講，讓我想起我們老師趙繼宗院士曾經過，其實一名臨床醫(yī)生尤其外科醫(yī)生，和病人說做手術，這個決定是容易的。但是你敢說讓病人不做手術，有時對我們難度更大，因為要對這個疾病的預判相對更加了解。否則，病人病情進展如果到令人意外，或者很重的程度，反而自己心里是不好過的。 我們剛才談了很多缺血性煙霧病，但是對于出血性煙霧病，實際上我們是更積極手術，這和前幾年的觀念完全不一樣。早期的觀念，甚至有的專家認為出血型煙霧病干脆不做手術。我們也是經過實踐，現在認為，出血性煙霧病手術的積極程度基本上都是90以上。在國外2021年日本指南上已經有比較明確的這種陳述。

　　張東教授：手術決策其實不僅僅是不同醫(yī)生對同一個病人可能會有差異，這也很正常。我們自己看同一個病人，那時說這個不做手術并不是永遠的不做，有可能觀察三個月后，也有可能又說做了，自己把自己推翻，這種情況也有可能的，就是說這種決策它不是一個絕對的決策，而且可能有動態(tài)變化的情況。

　　段煉教授：張東教授說有典型缺血血管的表現就是腦灌注下降很嚴重，但是該病人缺血表現不明顯，甚至無癥狀，這種該不該做手術? 我個人傾向，應該做手術。因為很多成年人發(fā)病就是突然卒中發(fā)病引起的，如果到那時再來做手術，就不能恢復正常了。所以這部分病人，我是比較積極主張手術的。病人做完手術后有可能避免危險事情發(fā)生，但是我們也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因為病人術前似乎啥毛病沒有，醫(yī)生給他做手術，而且這種病人做手術的風險并不小，所以我們要特別慎重。 王嶸教授說出血病人，我認為做手術肯定會看到重建的血管會有溝通，會改善他的缺陷。除了動脈瘤以外，這種病人做手術是改善他的缺血，他是缺血-出血的邏輯關系，先缺血或出血，我們改善缺血，邏輯上講會降低出血的風險，但是我們做的病人，改善了他缺血，還有出血的，我們做手術并不能完全防止他再出血，但是我們做了這個手術有兩點好處，第一是改善了他的缺血，第二可能會減少他再次出血的風險。 所以我們對出血病人，在我們醫(yī)生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還是盡早給病人幫助做手術，雖然我們不能夠完全避免他再出血，至少有一部分病人通過我們的努力會降低出血的風險。

　　張東教授：煙霧病患者做完手術后，再出血風險仍然比正常人高，不是說我們做完手術一定保證這個煙霧病病人和正常人出血風險一樣，即使和正常人出血風險一樣，正常人也會腦出血，仍然應該小心，此外，還得控制三高等危險因素，經常監(jiān)測等。 段煉教授：張東教授說得很對。煙霧病人，尤其是成年煙霧病人，應該有很好的健康管理。過去我們對健康管理做得不夠，包括飲食、運動、服藥等，有些遺留有并發(fā)癥或后遺癥的病人康復，也應該有長期跟蹤的健康管理，這樣會延緩疾病的進展速度。 我們人本身會隨著年齡增長，各個器官會逐步變得衰老，腦血管也是一樣，腦血管既然存在先天性煙霧病缺陷，如果其它因素不注意也會加重這缺陷，因此健康管理會減緩咽霧病病情的進展，幫助我們手術效果的時間會更長、更好。

　　類煙霧病診斷缺失 呼吁診斷細分與遺傳學探索

　　要點摘錄|神刀三人行第1輯第5期

　　1、北京醫(yī)院神經外科張東教授：在目前的信息系統上，沒有煙霧綜合征或者類煙霧病的診斷。是否也能呼吁一下，先把幾種不同的煙霧病現象上，區(qū)分出不同的名稱來。我們首先需要在不同類型的診斷上達成一種共識。

　　2、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王嶸教授：這兩年我們想通過表觀遺傳學和外在因素相關性，試圖解釋煙霧病的成因，如果能夠找到，那下一步考慮是否用比如阻斷劑等來抑制煙霧病的發(fā)展。

　　3、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段煉教授：煙霧病是多基因遺傳性的疾病，臨床表現呈多樣性，只有病因和發(fā)病機制搞清楚了，我們對這個病才有可能不做手術，就把這個病給治好了。

　　

　　張東教授：煙霧病，我最關心的還是病因學。就是說，有些確實是真正的雙側煙霧病，尤其對于成人，雙側明顯的煙霧血管形成。但是有些其實并不是煙霧病，比如說一側頸內動脈閉塞，甚至是顱外段閉塞，這樣有些單位也診斷成煙霧病。而且，目前在信息系統上，沒有煙霧綜合征或者類煙霧病的診斷。我想，是否也能呼吁一下，像這種病人，因為沒有類煙霧病的診斷，我一般有的時侯診斷煙霧病，有時診斷大腦中動脈閉塞，有時診斷頸內動脈閉塞等情況。不知道段主任有什么意見?

　　

　　段煉教授：特別同意張東主任的意見，因為煙霧病到現在為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它只是一個形態(tài)學的描述。 剛才張主任談到的就是典型的雙側頸內動脈末端狹窄或閉塞、有煙霧狀血管形成的，這只是煙霧病中的一種疾病。其實還有很多種類似的煙霧病，如果按照日本人定義煙霧病的診斷標準，也可以診斷為煙霧病。 但實際上涉及很多種類型，例如有的病人是雙側大腦前動脈閉塞了，也有少量的煙霧狀血管，按照診斷標準是煙霧病�；蛘哂行┎∪舜竽X中動脈閉塞了，大腦前動脈還可以，也有少量煙霧狀血管，那也是煙霧病�；蛘叽竽X后動脈，或者半側有半側沒有，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同時發(fā)病，有可能一側先一側后等問題，這都是我們對病人的發(fā)病原因沒有搞清楚。 十多年前，日本兩所大學(北海道大學，京都大學)幾乎同時找到了RNF213的致病基因，認為找到煙霧病的發(fā)病機理了，但后來發(fā)現把RNF213基因敲除，并不能復制煙霧病的模型。且日本人群中，RNF213突變的人群占2%，而煙霧病的發(fā)病人只占10萬分之一，中間有200倍的差異。那就是說，RNF213突變的病人可能伴發(fā)煙霧病，也可能不發(fā)煙霧病，可能還有其它的因素在參與。 后來我們自己也做了些遺傳學的研究，實際上煙霧病是多基因遺傳性的疾病，臨床表現會呈現出多樣性，這時候我們診斷治療的把握，就沒有像腫瘤分級診治那樣的定論，我們更傾向于張東教授所說，個性化，我原來也是這樣認為，根據醫(yī)生的經驗給自己認為對每名病人幫助最大的處理方式。

　　

　　王嶸教授：煙霧病實際上有點像這名字一樣，煙霧重重。從發(fā)病機制講，它就不清楚，按照醫(yī)學上常規(guī)命名一種疾病的方法，煙霧病應該叫原發(fā)性的顱內動脈閉塞或者狹窄綜合征。因為這種表示不明原因的疾病，醫(yī)學上經常會認為原發(fā)性或者特發(fā)性的。我們中心對于煙霧病研究發(fā)表的文章可能比例非常高，而且這兩年還有升高的趨勢，主要原因就是對這個疾病還有很多我們根本就不認識的領域。 現在我覺得不認識的比認識的多，對于這個疾病發(fā)病原因，像段教授所說，之前我們在遺傳學上更多的也是順著日本RNF213基因系列做，也發(fā)現了一些瓶頸，這個疾病到底是相關基因還是發(fā)病基因�，F在可能更認為是相關的基因，不是真正的致病基因。 所以這兩年我的小團隊從表觀遺傳學上進行一方面的研究，表觀遺傳學在各個疾病領域現在也比較熱，它是人體遺傳系統和環(huán)境互動的一個因素，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具備一定的遺傳傾向。我覺得, 更多的煙霧病是有這種遺傳基礎，而且是后天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出現誘因導致的疾病。 我們國內的流行病學也能反映這個特點，因為確實煙霧病也有家族性，我相信二位教授可能手里的病例庫里有很多這種遺傳家族性的。大概有明確家族性的可能占到10%~15%，但有一部分比如我積累了這樣一些病例，大多數雙胞胎，只要一位是煙霧病，另一位也完全是煙霧病。但是確實我遇到過兩例雙胞胎(主指單卵雙生，其基因型完全一樣)，其中一名是典型的煙霧病，另一名是正常人。 這個用我們傳統遺傳學邏輯是無法解釋煙霧病發(fā)病機理的，所以這兩年我們想通過表觀遺傳學和外在因素相關性，試圖解釋煙霧病的成因。如果能夠找到煙霧病相關的比如通路或者其他的原因，我們下一步就可以在某些類型病例上考慮是否用比如阻斷劑這類能抑制煙霧病的發(fā)展。

　　張東教授：煙霧病病因學確實是煙霧重重的謎案，就是說此案到底跟基因有什么關系，基因在這里起多大的權重。實際上所有疾病都跟基因有關系，煙霧病也不例外。煙霧病肯定和遺傳有關系，正如王嶸主任所說，通過表觀遺傳學，基因和環(huán)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前段時間我們的研究在《柳葉刀》子刊上發(fā)表，全國所有醫(yī)院匯集到衛(wèi)生部質控首頁數據，其中有些診斷是煙霧病，有些不是真正的煙霧病，可能是一種現象，也列到這里了。我們發(fā)現發(fā)病最高是江西，其它河南、山東、安徽等省也比較高，最低是湖南。 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江西和湖南相鄰，江西煙霧病的發(fā)病率和湖南能差好幾倍，令人困惑。我們深入調研兩省不同的村落，不同的地區(qū)，基因上確實有些差異，說明基因會起一定作用，但兩地環(huán)境區(qū)別并不大�？偟膩碇v，目前我們對此案的方向還是屬于像定義名字一樣的狀態(tài)，迷霧重重。 我想，目前比較重要的是，我們確實需要在診斷上達成一種共識，把不同類型，如真正煙霧病的，還有危險因素的閉塞，以及沒有危險因素有類煙霧病閉塞等情況，在醫(yī)院診斷的信息系統上，如果能給區(qū)分，肯定有利于我們更深一步對此案的調研。

　　段煉教授：任何疾病可能都有遺傳的背景，還有環(huán)境的作用，只是在煙霧病上可能更有傾向性，有家族性更明顯些。 我特別贊同張東教授觀點，我們應該把煙霧病細分放到診斷系統里，只有細分，我們才會對其病因或治療更有針對性，讓病人獲得更有針對性的幫助。 總體上講，我覺得只有病因和發(fā)病機制搞清楚了，我們對這個病才有可能像王教授說的目標，我們不做手術，就把這個病給治好了，這是最理想的狀態(tài)。

　　張東教授：我們現在診斷上，應該先把這幾種不同的現象上給它區(qū)分出不同的名稱來。

　　為何高度關注兒童煙霧病和后循環(huán)煙霧病

　　要點摘錄|神刀三人行第1輯第6期

　　1、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王嶸教授：煙霧病研究的根本突破，需以病因更純粹的兒童型為核心，以剝離成人病例中混雜的動脈硬化等干擾因素。。

　　2、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段煉教授：兒童型煙霧病還要進一步細分，如果10多歲可能相對好界定;如果有的發(fā)病早，如兩歲左右，這種不確定性更多。

　　3、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王嶸教授：在我的病例里就將近30%累及后循環(huán)的煙霧病病人，而且有時能感覺到這部分病人的病情更重。

　　

　　王嶸教授：在臨床或者煙霧病相關研究，我覺得業(yè)界同仁們現在至少要把兒童型和成人煙霧病分開。實際上也有觀點說，真正煙霧病看兒童煙霧病就行，因為兒童型的沒有摻雜其它因素如動脈硬化等。 基本兒童能夠診斷的煙霧病，可能就是最苛刻定義上的煙霧病。但是如果到成人，尤其是中年以后就更復雜了。因為煙霧病兩個發(fā)病高峰，一是10歲，一是45歲左右。尤其是到第二個發(fā)病高峰期，可能這時出現合并動脈硬化、糖尿病等常見慢性疾病對血管的損傷，所以摻雜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在里面。 如果真正按煙霧病最苛刻的定義，包括機理或者病因等去研究，我們可能更多的精力還要放在兒童型煙霧病上。

　　

　　段煉教授：而且兒童型煙霧病還要進一步細分，如果10多歲的煙霧病病人，可能更容易發(fā)現一些規(guī)律所在，相對好界定。如果有的發(fā)病早，如兩歲左右，這種不確定性更多。因為兩歲兒童還小，除了煙霧病以外，是否存在其他系統的發(fā)育缺陷等也不清楚，隨著生長發(fā)育可能其他的問題又出來了。如果到成年人，我早年就說過，病人得了煙霧病后就沒有動脈硬化了，這顯然不符合邏輯。 因為日本最早定義煙霧病，那時也沒有無創(chuàng)的檢查手段，他們只能病人有癥狀了，做造影，有了血管狹窄，兒童是煙霧病，成人是動脈硬化。所以日本定了這個標準，現在看這個標準很顯然和現在的實際情況不完全吻合。 大家也知道這情況，但他們還沒有找到一個更合適的方法來替代它，能把煙霧病分清楚。

　　王嶸教授：談煙霧病的病因或者定義，我想起幾年前在一次神經外科年會的煙霧病專題討論上，我們前輩馬廉亭教授特別感興趣到會場，聽我們的專題。然后他和我說，你們應該去看看到底有沒有純粹的大腦后動脈后循環(huán)的煙霧病。如果有，你們應該把煙霧病定義修改，因為所有教科書上，包括我們論文上，引用煙霧病的定義都是頸內動脈末端，大腦前、大腦中近端出現狹窄或閉塞相關部位出現煙霧樣的血管。 但實際我們在臨床上確實看到有相當比例的報道，在我的病例里就將近30%累及后循環(huán)的病人。而且有時能感覺到往往累及后循環(huán)的病人病情更重。也有文獻報道過，累及后循環(huán)的病人，病情發(fā)展，甚至手術預后相對更差。我在臨床中也發(fā)現了兩例兒童，前循環(huán)完全正常的，單純的大腦后閉塞，至少我現在也把他歸為煙霧病，因為找不到任何原因。 所以煙霧病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Suzuki及Takaku定義煙霧病時，我講課時候反復提及，他當年就十幾個病例，還包括幾個尸檢報告。觀察了5年，除定義了煙霧病，而且又做了多次分期/分型。時間已經過去快70年了，我們對于煙霧病的定義和分期分類，到現在為止，仍然沒有完全在Suzuki分期/分型的基礎上取得應該有的進步。我想，更多像張教授、段教授，我們從事煙霧病的各位同仁，近幾年在這方面也應該做出一些努力。

　　段煉教授：煙霧病肯定有不同的類型，有個性化原因，不同的臨床表現和臨床結果，所以我們煙霧病治療也應該有針對性的治療，一定有規(guī)律可循，值得我們一起來好好總結。 按教科書講，糖尿病病人做外科手術容易感染傷口不愈合，但是我早年做煙霧病合并糖尿病患者，手術后效果不差，甚至會更好。后來成年煙霧病患者吃他汀類藥物后血型管呈現效果更好了，按說有動脈硬化傾向，他汀類藥物可能會影響其血管再生，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等。 另外，煙霧病定義，指南等都是外科醫(yī)生撰寫。到現在為止，是否有一個肯定對煙霧病治療有效的藥物，我們都不知道。但是在外科手術干預之前，煙霧病就存在，并且一直由內科醫(yī)生在診治。內科醫(yī)生所開的藥物對病人是否有幫助或幫助多少。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在這些方面進行研究。

　　嘉賓簡介

　　

　　張東，主任醫(yī)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醫(yī)院神經外科主任。長期從事神經外科疾病尤其是腦血管疾病和老年腦腫瘤的診療，擅長腦動脈瘤、腦血管畸形等出血性疾病、動脈粥樣硬化等缺血性腦血管病的外科治療，顱內外血管搭橋手術治療煙霧病。主要社會任職為國家衛(wèi)生計生委腦卒中防治專家委員會缺血性卒中外科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負責并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十三五”“十一五”科技攻關等重大科研計劃，涵蓋醫(yī)學影像、生物標志物、臨床隊列建設等多個研究方向。在《Lancet》子刊牽頭完成國內首個煙霧病全國范圍內的流行病學研究;參與負責十四五子課題：泛血管疾病的早期篩查及識別，探索新型影像及生物標志物并構建泛血管疾病的全景篩查系統，在生物標記物的識別和驗證方面研究經驗充足;自十三五項目開始，構建全國多中心臨床隊列，針對煙霧病/煙霧綜合征這一病種，申報并獲批“中國全生命周期慢性缺血性腦血管病隊列”，已累計納入超1000例的不同地域煙霧病患者，并完成生物樣本庫的構建。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中華醫(yī)學科技獎一等獎，北京市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

　　

　　王嶸，醫(yī)學博士，主任醫(y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F任首都醫(y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yī)院神經外科腦血管2病區(qū)行政副主任。主要從事顱腦血管病的臨床手術治療與科研工作，如：煙霧病、顱內動脈閉塞、頸內動脈狹窄等疾病。近年以煙霧病為主要發(fā)展方向，年煙霧病手術量500余臺，手術并發(fā)癥低至5%。近5年主持國家及省部級課題4項，參與“十三五”國家重大疾病的防控策略、診療規(guī)范及效果評估研究項目，并負責煙霧病相關分課題研究。目前在研國自然課題2項。發(fā)表論文200余篇，其中包括Stroke、JNS、Neurology、CTM、SVN等國際高水平雜志，近五年以第一作者或責任作者發(fā)表論文27篇。主持國家級繼續(xù)教育項目：缺血性腦血管病血管吻合與頸內動脈內膜剝脫術培訓班，2017年作為教學負責人，以《顯微神經外科血管吻合技術理論與實操》參加國家教育部答辯，獲得教育部“全國高校精品課程”。擔任人衛(wèi)社出版國家衛(wèi)計委“十三五”規(guī)范教材《臨床疾病概要》(140萬字)副主編，《臨床疾病概要習題集》主編。任職中國醫(yī)師協會神經外科分會腦血管病專業(yè)委員會委員

　　

　　段煉 解放軍總醫(yī)院神經外科醫(yī)學部主任醫(y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業(yè)技術三級，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和軍隊一類崗位津貼獲得者，全軍神經外科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軍委保健委專家，北京神經科學學會付理事長，北京醫(yī)學會神經外科委員會常委。長期從事腦血管病及腦腫瘤的診斷治療、臨床教學及科研工作。在國內率先系統開展煙霧病的診斷治療，到目前為止共完成煙霧病顱內外血管重建手術10000余例，并收集了完整的臨床資料和生物樣本，療效居世界先進水平。第一或通訊作者發(fā)表相關論文166篇，其中發(fā)表于《Stroke》等SCI雜志論文共45篇，總影響因子168.277分。承擔國家自然基金、北京市首發(fā)基金重點項目、后保部重大軍事專項、軍委科技委重點課題、國家重點研發(fā)計劃等課題14項，總研究經費2000余萬元;主編出版了第一部《煙霧病》中文專著，牽頭編寫了《煙霧病治療的中國專家共識》，參編中文教材2部，”煙霧病的基礎與臨床研究”于2012年獲軍隊醫(yī)療成果一等獎;有關“缺血性腦損傷的診斷治療的研究”2020年再獲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2014年獲得新華網首屆“中國好醫(yī)生”稱號，獲得科普創(chuàng)新獎;2019年獲白求恩精神研究會白求恩式好醫(yī)生獎;2019年獲解放軍總醫(yī)院優(yōu)秀博士生導師獎;連續(xù)五年入選《中國名醫(yī)百強榜》缺血性腦血管病TOP10。榮立三等功三次。

（責任編輯：華康）